97岁杜鸣心：“万泉河水”清如许
开云中国 Kaiyun中国官方网站开云中国 Kaiyun中国官方网站2月21日，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里，指挥家张艺执棒，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以音符“起舞”、回旋。在这场着重体现芭蕾舞剧配乐精华的音乐会上，中国作品《鱼美人》与《红色娘子军》的选段分列首尾，衔接着、呼应着，包裹起一整场演出的轻盈浪漫，留下中国艺术家对这门舶来艺术的解读印记。
它们都是著名作曲家杜鸣心的作品。202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一甲子，声势浩大的巡演历时多月，走遍全国，杜鸣心的名字也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之内。对于这样一位阅历深厚、著作等身的音乐家，你或许会存在很多敬畏的幻想，然而真正走到他面前，他却先打趣地向你提起，90岁时，自己还能骑自行车去学校里开讲座，“现在不行啦，2025年希望能多走几步”。
那是一个天气晴好的傍晚，伴着窗外的红霞与一盏盏亮起的灯光，97岁的杜鸣心打开了回忆的门扉。
1928年，杜鸣心出生在湖北潜江，父亲杜源勋曾是驻扎在武汉的军官。因为父母都爱好音乐，小时候，杜鸣心就用家里的手摇唱机听戏曲和流行歌。短暂如梦的童年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杜源勋率部队开往上海前线。临行前一晚，他带着儿子去汉口剧院看了一场荀慧生（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演出，第二天一大早，杜鸣心还没醒来，父亲便赶回了部队。父子俩不会料到，这次睡梦中的告别，竟成了永诀。
几个月后，杜源勋在苏州河保卫战中阵亡殉国。家里的顶梁柱垮了，母亲把杜鸣心带回了潜江老家。1938年，武汉沦陷，母亲又带他避居乡下，靠着给别人家做帮佣勉强维持生计，杜鸣心交不上学费，小学没读完便辍了学。不得已的母亲只好把他送往战时儿童收容站，后来，杜鸣心又与其他战区来的孩子一起辗转到了重庆，住在永川县战时儿童第二保育院。
1939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培养从后方各个保育院中遴选出的具有一定艺术天分的孩子。有一天，在育才学校担任音乐组指导员的任虹带队来到杜鸣心所在的保育院。欢迎会上，杜鸣心领唱《松花江上》，想到业已牺牲的父亲和孤苦无依的母亲，他将这首饱含国仇家恨的流亡歌曲唱得情真意切，格外动人。任虹从杜鸣心的歌声中觉察到了他的音乐天赋，四百多个孩子里，杜鸣心脱颖而出，入选育才学校。
那时，育才学校建在重庆郊区北碚的凤凰山里，虽然交通闭塞，条件艰苦，陶行知仍然尽力帮孩子们找来了三架钢琴。11岁的杜鸣心第一次见到了这件昂贵的乐器，而教授他钢琴和视唱练耳的正是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渔光曲》的作曲者任光则亲自为他讲解乐理、作曲与和声理论等课程。杜鸣心的音乐生涯，在这所学校里正式开启。
一年后，育才学校在重庆举办了音乐会，杜鸣心演奏了歌剧《自由射手》选段和一首钢琴小品，台下的观众席里，周恩来、、、郭沫若、田汉、何应钦、冯玉祥等众多著名人士都在静静聆听。也是在此时，杜鸣心把自己的名字从“明星”改成了谐音的“鸣心”。“明星”这个寄托着无限希冀的名字原本是父亲为他取
的，改名“鸣心”，既是为了缅怀父亲，也在表达自己的音乐理念：“我要用音乐表达感情，用音乐来写我的心。”
抗战胜利后，杜鸣心先后在钢琴大师拉扎瑞夫、吴乐懿门下学习，并随吴乐懿去往印度尼西亚演出。新中国成立前夕，杜鸣心取道香港回国。1949年夏天，杜鸣心被调入北京人民文工团，见到了时任团长的恩师贺绿汀。在老师的推荐下，21岁的杜鸣心来到当时还设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成为一名年轻助教，主教视唱练耳，副科钢琴。
1952年，国家选派音乐人才到苏联留学，这一年，作曲家吴祖强、歌唱家郭淑珍被保送至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1953年，杜鸣心本打算考取柴科夫斯基的钢琴系，但阴差阳错之下，临近出发，作曲系的两名学生突然无法成行。“我们这一批的作曲系一下子没有人了，但钢琴系有两个人。”杜鸣心仔细想了想，快到而立之年的自己似乎卡在了瓶颈上，若要真正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奏家，“20岁之前差不多就要掌握所有高难度的技巧，我年龄很大了，技术上的东西很难克服。”国家更需要一位可能已经触及上限的钢琴教师，还是一名稀缺的作曲人才？杜鸣心决定改换专业，负责的工作人员把他的申请打了回来：“你们就要上车走了，学校和老师都安排好了，这不是给苏联‘老大哥’添麻烦吗？不行！”
杜鸣心没有放弃，又跑到当时的文化部找到办公厅主任赵沨，恳求转圜通融。同为音乐家的赵沨理解他的坚持并代表文化部出具公函给教育部，改专业的事终于尘埃落定。
在苏联，杜鸣心师从著名音乐家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楚拉基。初到异国，他和许多留学生一样，首先就遇到了语言不通的障碍，“我一句俄文都不会说。那时，我和苏联学生住在一个寝室里，就靠着大家平时的交流一点点学习他们的语言。”从钢琴转到作曲，隔行如隔山，更让杜鸣心觉得棘手。虽然早年间写过《薪水是个大活宝》《看谁功劳高》等歌曲，但杜鸣心对作曲的了解并不多，作品分析和配器都没学过，和声也只有浅浅的基础。老师楚拉基当时兼任莫斯科大剧院院长，天天脚打后脑勺，“莫斯科大剧院每天晚上都有演出安排，它还有一个附属剧院和芭蕾舞学校，楚拉基先生忙得不得了。”
但对这名中国学生，楚拉基非常上心，他总是鼓励杜鸣心试着多写写作品，然后仔细地帮忙修改。杜鸣心常在老师工作的莫斯科大剧院经理室上课，晚上就留在剧院，坐进楚拉基的经理包厢看戏。有一次，郭淑珍的同学、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马斯连里科夫在莫斯科大剧院登台演出，谢幕时照例向经理包厢致意，一看竟是杜鸣心坐在里头，只好不情不愿地鞠了一躬，这段笑谈，杜鸣心几十年后仍觉“得意”；还有一次，为了让杜鸣心和好友瞿维一睹芭蕾巨星乌兰诺娃的风采，楚拉基一番“打点”，把两个中国学生偷偷放进了平时根本不开放的沙皇包厢……留学期间，老师的悉心教导和一部部世界经典浸润着他的学习创作。1958年，勤奋上进的杜鸣心带着满满的收获学成归国，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
回国不久，杜鸣心与吴祖强合作了舞剧《鱼美人》的音乐，大获成功，剧中灵动摇曳的《水草舞》此后成为一代代琴童的必练曲目。转眼到了1964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被定为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献礼剧目。
“中央芭蕾舞团决定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的时间已经非常晚了，差不多到了1964年将近夏天的时候，开始想让两个人来创作，但时间来不及，作者就是开夜车也赶不上。”于是，杜鸣心和吴祖强邀请了施万春、王燕樵、戴宏威3位年轻作曲家。大家分头创作，吴祖强负责序幕、第一幕和第四幕前半场，杜鸣心负责第四幕后半场和最后一幕，王燕樵、施万春、戴宏威分别创作第二幕、第三幕和第五幕。大家齐头并进，用两三个月赶出了钢琴谱。
然而，由于时间太过紧迫，《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形式有些混乱。“在作品的配器、人物音乐的贯穿上，大家没有很好地通气。”杜鸣心说，比如女主角琼花的主题音乐，吴祖强在第一幕中创作的主题并未延续至第二、三、四幕，好几个主题显得不统一。周总理要求进一步完善这部舞剧，首演结束后，大家即刻着手，“首先集中精力修改琼花的主题。王燕樵根据吴祖强的第一个主题进行加工，既有海南的风格，也有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大家就比较满意了”。
男主角洪常青的主题由杜鸣心所写，“他是一个比较现代的革命领导干部，应该更开阔一点，用革命歌曲的音调和风格来表现”。“常青就义”是全剧的高潮片段之一，这段音乐融入了《国际歌》的前两句旋律，但实际排练时，演员觉得在台上演的时候还不够沉着、大义凛然，尤其是走到刑场的过程太快了，给这个环节延长些时间的难题，抛给了杜鸣心。苦思冥想好几天，他把《国际歌》的两句改成三句，第一句用铜管在低音区表达就义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势，第二句不结束，继续用小号音色高八度抒发慷慨激昂的心绪，第三句用合唱人声推高气氛，难题遂解。
家喻户晓的《快乐的女战士》《万泉河水清又清》也出自杜鸣心之手。为了让旋律更有故事发生地的特色，他走遍了半个海南岛，听了很多黎族的音乐，这些旋律经过改编后成为《快乐的女战士》里欢快又有朝气的音符。《万泉河水清又清》的灵感同样来自海南当地的民间音乐。起初，杜鸣心所写的第一稿《万泉河水清又清》在审查时被批评像“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一时间，中央芭蕾舞团全团都被号召来写《万泉河水清又清》，凡是有音乐基础的都可以尝试，谁写得好就用谁的。最终，大家“盲选”的，还是杜鸣心的作品。
“这一次我选用了海南当地的渔歌。”杜鸣心猜测，第二版《万泉河水清又清》之所以中选，要得益于它浓郁的海南风格，“明朗，也很开阔”。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抓住了听众的耳朵，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简单却又动听的版本。
《红色娘子军》的音乐修改持续了两三年。很多时候，通知来得突然，杜鸣心一改就是一个通宵，匆匆躺下想睡一觉时，上学的小学生已经唱着歌儿从他的窗外经过，早上10点，他又会准时带着抄好的分谱出现在天桥剧场。乐队总谱出版时，杜鸣心负责定稿，“我们‘发动群众’，把每一页乐谱挂起来，让乐手们查看每个声部存在哪些问题，有问题马上修改。”
2024年，《红色娘子军》首演6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带着这部看家大戏，从见证它面世的北京天桥剧场开启巡演，走向全国——这部在半个多世纪前孕育的作品，生命力旺盛得令人感慨。经典的魅力从何而来，是老生常谈又常谈常新的话题。“《红色娘子军》第一故事感人，第二舞蹈创新，在它之前，从来没有一部芭蕾舞剧拿着热兵器上台，第三音乐动听。”杜鸣心总结道。中国艺术家把全部心血和来自这片土地深处的文化基因深深烙印在这部作品里，换来了一代代观众对《红色娘子军》的赞赏与认同。
被《红色娘子军》打动的远不只中国观众。杜鸣心记得，有一回，《红色娘子军》去法国巴黎巡演，轰动异常，“观众买不着坐票，就买站票，每一场都有二十多次鼓掌，这在当地的剧院是很少见的”。《红色娘子军》的配乐也常常单独成篇，在荟萃各类佳作的音乐会上，代表中国与西洋的交响经典争辉齐鸣。1973年，英国交响劲旅伦敦爱乐乐团到天桥剧场演出，走台时，旁听排练的中国音乐家坐得满满当当。曲目顺过一遍，指挥约翰·普里查德爵士回身对大家说：“我们刚刚拿到了一首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它将是晚上的返场曲。”乐声再起，杜鸣心一听，这不是《快乐的女战士》吗？十几年后，伦敦爱乐乐团再度抵京，登台人民大会堂，电视转播时，杜鸣心赶上了“尾巴”，还是《快乐的女战士》，还是熟悉的约翰·普里查德，“看来这个作品，他们记住了”。
一直以来，杜鸣心的音乐都被视为“用洋乐器讲中国话”的典范。“我们当然可以用现代的、西方的作曲技法，这是完全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但要注意的是，它们永远都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他说，中国音乐创作必须要与民族传统、民族风格结合起来，这样我们的音乐才能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才能流传下去。
秉持这份信念，杜鸣心笔耕不辍，踏足各个领域，捧出协奏曲《春之采》《献给鼓浪屿》、舞剧《玄凤》《牡丹仙子》、交响诗《洛神》《天地之滇》等一众精彩作品。
2017年，应国家大剧院委约，杜鸣心手写为钢琴和乐队而作的《北京颂》，献给这座他生活多年的城市，长笛化作鸟鸣，京剧片段《夜深沉》若隐若现，胡同里的旧时光仿佛去而复返，国际都市的包容繁华也在轻快的节奏里熠熠流淌。2023年，杜鸣心与儿子杜咏共同执笔为中央歌剧院创作的大型交响情景歌剧《奋斗》首演。这一年，杜鸣心95岁。
《奋斗》是他第一部上演的歌剧，却不是第一部下笔的歌剧，他曾把冼星海在苏联的经历融入乐谱，写这位“人民音乐家”生命尾声的回音。“完全按照自己对歌剧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创作。”他希望这会是一部留得住的作品。
在以音符书写时代和民族记忆的同时，老师这个身份也伴随杜鸣心走过了大半人生。从21岁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助教开始，几十年教学生涯里，他是线年，此前一直调动在外的杜鸣心再度回到中央音乐学院，担任作曲系主任和教授。两年后，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学生，至今，他们依然堪称我国音乐界的中流砥柱。这批学生中，叶小纲、瞿小松、刘索拉等许多人都曾是杜鸣心的学生。如果把时间跨度再拉长些，这份名单也可以展得更长——施万春、王立平、张丕基、王黎光、徐沛东等众多如雷贯耳的作曲家都曾跟随他学习。
有人曾问，走过半个多世纪，遇到学生的个性和喜好必然五花八门，随之而来的创作路数也千差万别，到底该如何他们？杜鸣心这样回应：老师的责任是帮助学生，不能强迫学生写什么。学生有自己的个性追求，我的任务就是在他们有困难时出主意，帮他们更好地走下去。
一向特立独行的刘索拉，被杜鸣心的才思深深折服。“多年前，刚入音乐学院被杜老师选中为门下作曲弟子时，听同学们议论说杜老师是个天才。”刘索拉曾专门撰文回忆，在老师的盛名前，她入学前“砸着钢琴乱写乐谱的傻大胆激情”被吓得“一个音符都不敢落在纸上”，但“为了让天才老师知道我不是傻子”，她把想象力化作文字交给杜鸣心，“杜老师接过我的散文放在钢琴上，看着那些文字如同看着乐谱，手开始在琴上移动，音乐从他指缝间流出来，鸽子飞舞，潭水深邃，我的散文在他的琴声中有了生命和色彩，如同油画一般”。这两堂即兴作曲课，是刘索拉后来大批创作即兴音乐的启蒙，“杜老师总是慷慨地和他的弟子们以及同行分享自己的天分，无论是即兴音乐点拨，或者是逐个音符的教诲，他对灵感毫无保留”。
“作为老师，他从不压抑学生的个性。”在各类采访中，徐沛东亦从不吝惜对老师的敬意与感激，“每次看到我们的作品，他不是单纯地批改学生作业，而是总能用他敏锐的音乐感觉一下捕捉到我们创作的问题，然后为我们精心分析，潜移默化地引导我们怎样做音乐。”这些年，人们无不称赞杜鸣心的才情、温厚、浪漫、纯粹，数不清的赞誉如同雪片般飞来，他谦虚地将它们轻轻拂落，只想拾起“作曲教师”这一个名号。
“是国家培养了我，如果当年国家不派我去苏联留学，我不可能成为一名教作曲的老师。”跨越几个时代的林林总总的故事，最终回到了这一句简短朴实的剖白上，于杜鸣心自己而言，“作曲教师”已然是最恰当的称谓。返回搜狐，查看更多